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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圮的老宅

赵乔红

歪歪斜斜的老宅，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安静地处在风中。剥落的土墙、塌陷的椽子浸染了经久的岁月和风霜。老宅像一本破旧的家史，记录着被遗忘的往事。横七竖八的朽木，那些岁月里的艰辛和苦难慢慢被文字唤醒。

父亲走了，老宅还在。在“五七”那天回家祭奠父亲，当跪在父亲坟前，我伤心地哭了。想送点吃的东西给他，已经成不可能的事了。再回来看看坍圮的老宅，父亲生前就做好的棺木搁在里边，现在也搬走了，里边空荡荡的。

残阳如血，似乎是天公有意洒下的伤感。天边的落日，簇拥在火一样的霞光中，把圭山染成橙黄，片刻后云层渐渐收拢，将太阳包裹起来，像天空浮着一个大大的荷包蛋。天空渐渐像泼过浓墨，山岭子民渐渐暗沉下来，不见了轮廓，只见近处的老宅歪歪斜斜地立着，像一个等待牵回家的老人。

那间老宅算来也有百年时间，我家从老宅搬出来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几易其主，最后又转到弟弟手中。房子已经不能住人，只把父母的老寿木放在里边。

我家老宅是在一个不太规范的四合院里，属正宅的对厅，四合院大门是从侧边开的。不知什么时候，老房子旁边多了些尘土烂瓦，院里散乱地横着些黑色腐朽的木头，被太阳晒出些陈旧岁月的腐味。人走院空，满目疮夷，到处长满了野草，让人感觉倒像是荒冢。

这个院子本来是村子的中心，曾经的热闹已沦为沉寂。鬼针草长得比人还高，蔓延的铁节草没过人的脚踝，墙脚的朗筛叶比人还高，狗腿子树长得有手臂这般粗壮。不知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风，在院子里忽乱的打转，让那些枝枝叶叶茅茅草草摇晃起来，阴森森的。院子的正门、后门、侧面都被新盖的砖混洋房堵住了。大门更是残破不堪，残垣断壁堵住门口，顶上的横梁一头挂在墙上一头插在地下，椽子枝丫八叉不规则的斜插在门口的断壁上；裸露的墙坯一半倒塌，只有木条和竹子做的墙筋连着。而我家那间老宅还歪歪斜斜地站着，像一个垂暮而疲惫的老人。老宅的正门还在，门框歪歪斜斜，板壁完好，镶嵌在板壁上方的木格窗子浸满了黑黢黢的烟子，完全看不到木头的纹理。厦檐也破破烂烂的，厦柱上像南瓜一样的两个大石墩，无力地支撑着腐朽的檐柱。石墩上面的柱子已风蚀了一半，好像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见此情景，不禁随口吟到：

土墙黑木破旧瓦，木格窗棂野树花；

残垣断壁风雨中，芳草萋萋白头翁。

想不起来用什么做标题，就权且称之为《咏老宅》。

面对老宅，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父亲，想起父亲讲的古事，想起父亲最后的那些话语。

父亲生于民国十五，跨越两个世纪，经历两个朝代。民国时繁重的“皇粮”闹得一家就为口粮而担忧，没想到在耄耋之年国家连“皇粮”都不要了，一年还补助农民种子钱。他可是跨世纪跨朝代的亲历者，像他这样的老人，一个月还能领到国家发给的几百元补贴，遇上逢年过节，政府还送来水果和被子慰问。两个月前，父亲躺在病床上吃力地说对我说：“小娃呀，93岁了……人老了么，总是要死的，千日万日都是要走这条路的……只是活着么看看这个大好的社会，看看社会的变化，过过这个好日子……”对于死，父亲很坦荡，但对于越来越好过的日子，却深深的依恋。

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不认得字，没有文化，平凡得像圭山上的鸡素子树。他90多岁时，腿脚明显表现出不灵便，大概是年轻时挑柴卖炭走的路太多留下了毛病，走路时脚提不起来，迈不开步子，一搓一搓地往前移。腰杆也变了形不得不蜷缩着，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倒长的睫毛刺得睁不开眼睛，常常是半睁半闭，眼泪控制不住往外渗。眯成两条缝隙的眼睛与满脸纵横的皱纹，蹙得像个核桃。

父亲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当然不仅是养育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更在于他把六个子女养大成人，硬是把五个儿子送进学堂。一个贫穷的家庭仅凭着自己一双手，真的不容易。上天仿佛也知道父亲的不易，给他唯一的恩赐就是四世同堂，全家三十余口人，93岁生日时，还高高兴兴地听着重孙重孙女为他唱生日歌。乡邻都很敬重他，也许是敬重他的顽强和善良。

我很怜爱父母，经常回家看望他们。一到家里，就跟父亲坐下，他总会说起老宅的来历和在老宅里艰苦的生活，我甚至一句话不落地记下。

很久以前，因为圭山一带地地势险要，又是昆明到广西府的要冲。也因圭山山界连接路南、陆良、罗平、师宗、弥勒四州，盗贼盘据其地，官府每奉文擒治，各州互为推诿，当地官府上奏复请，要求在此设广西府抚捕通判，驻扎圭山，以弹压四州，作弭盗之界，随及在此建厅治，时称“督捕抚”。对出没这里的盗贼实行“捕”“抚”结合的双向政策。盗贼中罪大恶极又顽固不化的实行逮捕收监，而对那些逼迫无奈做起打家劫舍营生又愿意接受教化的盗贼实行安抚政策。“督捕抚”建成后不久，连遭兵灾后，此处百姓凋散，治所随废。而“督捕抚”一名，就成为该地的行政村名。原为蛮荒地段，四周崇山峻岭，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赵氏先人为躲避战火逃到了深山老林扎寨安家，便有了今天的赵家寨。这个远古的故事，就是父亲告诉我的。

赵家寨是个自然村，要说是山区，村庄下面是不小的坝子，一年四季水发又好，种得蚕豆栽得秧，光是沿着坝子一条弯弯的大河，就让村子有景有色。河道九十九个弯，河边九十九个潭，一年栽种，凭借龙潭里冒出的清澈泉水就足够浇灌半个坝子的水田，用不着等到五月十三涨大水。要说是坝区，又不像坝区，祖祖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年不够半年吃。整个村子连一口像样的井都没有，用水就到沟边的龙潭里去挑，也许正是饮水太方便，村民也就懒得去打眼井。

当然，远在蛮荒边远的村子，不会有金戈铁马的战事，也不会有逐鹿中原的风起云涌，更不会有尸横遍野的血腥。就连外面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传到村里。

父亲出生在贫苦家庭，二三代人几乎是靠挑柴卖炭过日子的。曾爷爷就是死在挑柴卖炭上。在某一个大冷的冬天，树上结满了冰，松树上的松毛凌得跟筷子差不多粗细。曾爷爷和爷爷父子两人冒着严寒挑柴到四十多里的县城去卖。那天，一直等到挨晚才卖完柴禾，很晚了才从城里往家赶路。出城不久，天渐渐暗了下来，天气也越来越冷，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叫做小独树坡的地方，饥寒交迫的曾爷爷渐渐走不动了，稍休息了一下却被冻僵了。爷爷将两人挑柴的谷箩放下，背起曾爷爷往前赶路。身上背着人，挑柴的用具不好拿，就走一段路，把曾爷爷放好再转回去挑用具；把用具往前送一段，又转回来背爷爷。这样反反复复，一段一段往村子挪，好不容易挪到所得村，爷爷想去找个人家借个火烤暖暖身子，不想自己也晕了过去。村子里有人发现了他，把他背到家里，等慢慢醒过来，第一句话，结结巴巴地说：“我爹……还有……我爹……”村子里好心的人赶忙帮着沿路去找，找到了曾爷爷却已经死在了雪地上……时隔多少年了，父亲跟我讲起曾爷爷的事，总是噙着泪水，说着过去生活的艰难。

爷爷也是一个只会做苦力的人，家里贫穷，读不起书。接过了曾爷爷的扁担，还是做起挑柴卖炭的营生，靠苦力气干活才勉强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

父亲曾经跟我说，他读过半年私塾。可在我印象里他并不认字，更不会写字了。他为了证明识几个字，就拿出张百元钞票，指着上边的一行大字念着“中国人民的银行”。我笑了笑，说：“爹，不对呀，只有六个字，你倒念出七个字来了……”我猜想“中国人”三个字可能认识，而“中国人民银行”只是说顺嘴了的。他跟我说，解放前根本没钱上学。我就问他：“怎么你们老弟兄三个只有你读了半年私塾呢？”他说：“十七八岁的时候，怕抓兵的……为了躲抓兵的人，你爷爷才送我去私塾读书。”爷爷怕他被抓兵的抓了去，就送他到私塾避避风头。他的名字还是私塾老师给取的。老师是他的堂兄，看他咽喉处有一颗大大的黑痣，十分抢眼，就说这颗痣不是好兆头呀。还说“痣在脖，皮条链子铐不脱”“痣在脖，挨刀戳”。堂兄干脆就来个以毒攻毒，有“痣”就守“痣”吧，只是将“痣”改成了“智”。

年2月泸西宣告解放，年10月父亲母亲结婚。当时家里没有房子住，就租赁寨中富人家的房子，六块钱一年，很贵的。恰逢年12月实行土地改革，农会领导根据当时情况，将从地主富农手中收缴的四合院对厅三间半分给他们，才有了安身的地方。

穷苦的人家，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份，竟住上大瓦房了，这是爷爷和父亲做梦都没想到的。辛苦了一辈子的爷爷看到分到手的房子，高大而宽敞，十八沟的房子与原来住的破草房相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一家人高高兴兴，看看雕花的木格窗子，油漆的板壁，粗大的厦柱差不多一人才围得过来。厦柱下面是打磨得像磨刀石一样光滑的石雕柱墩，像一个光溜溜的大金瓜稳当当地嵌在地面。那做工非常细腻，表面上还刻着大朵大朵的祥云，图案流畅，线条清晰。爷爷看看这儿摸摸那儿，泪流满面。这房子就是自家的了，两代人挑柴卖炭，吃得是饱一顿饿一顿，身上没一件暖和的衣服，天天穿的是草鞋。能住进三间半大瓦房啊，这是做梦都没想过的。真要感谢解放，要是没有解放，就是全家再苦一辈子也不一定住得上这样的房子。是呀，解放了，是泸西的解放给像他一样的穷苦人带来了福祉！

迨诸父异爨，父亲分得中间一间，只得将其隔成前后两半，前半间做堂屋后半间做房间。

在这间老宅里，父亲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年，由于天年大旱，农村大部分地区粮食欠收，好多人都没粮食吃了。家里也闹饥荒，吃的东西比什么都贵。因为三个洋芋，爷爷被大伯从家里赶了出来，睡在我家老宅的厦檐下，父亲看不过意，把爷爷接回家里，没有房间，就在楼上将准备给爷爷的老棺木盖搭成床铺。

大伯怪我爷爷偏心，说只顾着父亲。因为缺粮，我的两个哥哥又小，饿得到玉米骨头堆里去找梢尖上没有抹下的秕玉米粒吃。吃轮饭的爷爷看着可怜，就偷偷从大伯家拿了三个洋芋烧给孙子吃。这事被大伯发现后，直接不让老人住在他家，赶到厦檐下，还说：“你要护着他们，就别住在我家……”老人耗费一生养大的儿子把自己赶出家门，任何一个人都会心酸难过的。父亲从板桥水库工地上回来，看见厦檐下坐在破被子上擦眼泪的父亲，哽咽着说：“爹，怕得，他们不要你，我要……就来我家里挤着住。我就是穷死，也不会丢下你……”

生活的艰难没有让爷爷流泪，大霜雪天穿双草鞋挑柴卖炭的辛苦没有让老人哼过一声，爷爷哽咽着对父亲说：“小三，给你添麻烦了……”父亲跟爷爷说：“别这样说，爹！没有什么麻烦的！都是儿子，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你就住在我家里。不怕，你就挨着我们了，也帮我带带你两个孙子……”

不久，由于粮食匮乏，村里已经有人吃树叶、树皮和草根的了，为了活命，有的连观音土都吃。大伯家也没一粒粮食了，只有席包里还有点米糠。没有什么可吃的，只好拿米糠来拌些野菜当饭吃了。那糠可不是好东西，难吃难消化，肚子是填饱了，可是第二天连屎都拉不出来。怎么吃进去的又怎么拉出来，从“前门”进去难，从“后门”出来更难，撑得“后门”像要撕裂般疼痛，疼得龇牙咧嘴用手去抠。父亲过过苦日子，知道节俭，平时就掺些野菜，什么面蒿、火草头等野菜，能掺就掺，省下点粮食，加之他在修筑板桥河水库工地上做监工，队里特供给8公斤大米。他见大伯家断了口粮，就送给大伯家了。

当父亲把自家节省下来的一升玉米和8公斤大米送到门上，从没有服过人的大伯，激动得哭了。他用颤抖的双手接过粮食，像落水的人死死抓住一束稻草一样，紧紧拉住父亲的手，激动地说：“小三，兄弟……我忘不了你的大恩……”饿得没有精神的大妈也颤悠悠地说：“他三叔啊……谢谢你的大恩大德呀……不得你么怕要饿死掉呢……”父亲说：“大哥，大嫂，别这么说，一奶同胞的弟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有我吃呢么还是会给你们的。如果我家也没有，就没办法了……”就这样，在很多人都没有挺得过来的时候，父亲帮助大伯挺过来了。后来政府了解到情况后，及时发放大米，才走出了困境，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听着父亲的讲述，我感到了他的伟大。不善言语的父亲，用行动表达内心的富有。

父亲对我说：“小娃呀，我估计你也怕救不活了……”他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那时我已能记事，也是在这老宅里，我差点到阎王殿报到了。我病得很严重，离死也怕不远了。病了好长一段时间，晚上不能睡，肚子疼得乱滚乱爬，从床头爬到床尾，又横爬到枕头上，横担直四趴着，搅得父母无法入睡，父母看着只是叹气。

白天，父亲就用蓑衣铺在火笼边，将瘦得不成样子的我放在那里。肚子疼时，翻秋打滚，哭喊着像狗一样爬来爬去。针也打过，药也吃过，但吃什么吐什么，父母也没有办法，只能眼巴巴的看着着急。

妈妈见我痛苦的样子，就背起我在背上颠一颠。在妈妈背上，疼痛的肚子顶着妈妈的脊背，有些舒缓，会有片刻的安宁。后来，肚子一疼，妈妈就背起我，到院子里走走逛逛。院里的邻居大妈见状，关心地问：“是什么病……背去看看……你瞧瞧……都瘦成这样了……”

“……真的没有办法了……吃什么吐什么……”从妈妈的回答中感到了无奈。

是大爹（大伯）的一句话救了我。也许就是大爹报答父亲在饿肚子时的给济吧？

一天晚上，我睡在火笼旁边的蓑衣上，大爹（大伯）跟父亲说：“小老三（我父亲也排行第三），你家三娃天天这样哭喊着，你要背去看看……”

父亲说：“……怕是不行了……医也医不好……”

大伯坐在火笼边，说：“我来看看……”他伸手摸摸肚子，然后又揉了揉，说：“小老三呀，小娃肚子铁梗梗、硬梆梆的，怕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肚子里有蛔虫啦……你买点宝塔糖来给他吃下……”

父亲听到，像是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阳光，看到了一线希望。是不是生虫都管它的了，死马当活马医。

要去买药又没钱！但不能放弃最后的一线希望，好在我的父亲，即使有蚕丝那么细的一线希望都不放过，在最困难的时候，总能想到一点点办法。

我家菜园子里有棵皂角树，父亲在树下种了一塘洋瓜，洋瓜藤串满了树，树上结满了洋瓜（又叫佛手瓜），父亲不怕皂角树刺（我想，就是树上挂着刀子他也会上去的）。他连夜上树摘了两背篓，第二天挑到10多公里的圭山煤矿去卖。天还没亮他就出去，吃早饭的时候回来。将我背到楼上，悄悄地把宝塔糖给我吃了，他怕哥哥见到又要来和我抢吃。一天后，真的打下了很多蛔虫。经过父亲的努力，我活下来了。

随着人口的增加，那间老房子不够住了。那时，村子边有一栋集体办食堂时的伙房，集体食堂解散后，那破旧而狭窄的伙房就分给一对五保老人居住，两个老人去世后，就成了闲置的空房子。父亲找到队长，买下了这栋土谷房，我家从四合院里搬了出来。

这个时候，我已经稍懂点事。没过几年，又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那时医药还不是很发达，小孩带痧子是好多人的一道坎，稍不谨慎就留下遗憾。我的一个小妹就没有迈过这道坎。父亲说起这件事，总是叹气，说是他的过错。

督捕抚坝子经常出现洪涝，一到五月涨大水就淹了水稻。父亲曾建议在大石山脚打个隧道，预防洪涝。大队觉得可行，就上报公社，决定在大山脚下打通遂道。父亲也因此参加了这个隧道工程，负责材料供给工作。历时6个月，工程完工后，公社、大队、生产队领导和会战的群众会餐庆贺隧道工程竣工。父亲也参加了庆功宴，从来不抽烟喝酒的他，一高兴就喝得迷迷糊糊，很晚才回家，昏昏沉沉就睡下。而家中4岁的女儿正带痧子。正带痧子的小孩最忌讳酒气和死牛烂马肉的味道。孩子的痧子本来快要表（就是出疹）出来了，受这酒气、烟味和羊肉膻气的刺激后，痧子返了，天还没亮，发现女儿已经没气了。等他酒醒，抱着孩子痛哭流涕，发誓以后再不沾烟酒。那次抽烟喝酒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记得好像在上世纪70年代，国家研制出了预防痧子的疫苗才得到有效的控制，后来的四弟和五弟平安无事了。父亲说，这是政府给百姓带来的最大福祉。

待我们弟兄长大，又是靠工分吃饭的时候。稍大的兄妹四个多少能挣点工分了，可父亲把我们一个个送进学堂念书。挣不到工分就分不到口粮，还得受穷。舅舅来到家里，看看情况就说：“你真是叫花子养鹦鹉——穷取乐！儿子大个大个的，你不会让他们回来挣工分？”父亲说：“他舅舅呀，孩子么让他读读书，认几个字么总有好处，别等他们大了一个个像我们这样的睁眼瞎。穷点苦点不要紧，只要饿不死就行了。”

父亲的经历，是国家从建国到逐渐发展逐步改变的轨迹。他是幸运的，抓兵时在私塾中躲过；结婚又遇到泸西解放，没房子住遇上了土改，分到了房子。庆幸的是我也像父亲一样幸运，刚刚初中毕业，恰好遇上国家恢复高考得以深造，师范学校毕业，国家负责分配工作。国运带来了家运，也许是父亲德行的荫护，用他的辛苦换来了我的今天。当然，不是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我也许只是一个放羊的老倌。

这期间，我知道父亲承受的艰苦。读高中时候，当一叠厚厚的饭菜票剩下最后一张时，又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我怕回家，不只是因为家里一贫如洗，更在于回家后，父亲又要走遍村子去借钱，妈妈又要为我两元钱的伙食费而发愁。

回家要伙食费，父亲为了两元钱，差不多要跑遍全村子去借找；有时，还要等着妈妈提着积攒了一个星期的20来个鸡蛋去卖，要等她回来，我才能去上学……

一次，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天，妈妈为了凑我的伙食钱，又到10来公里的地方去卖鸡蛋。我不知道妈妈在路上要承受如刀一般锋利的北风有多难，只知道天色已晚而担心去不了学校而着急。等妈妈回家，还来不及让妈妈烤烤火暖下身子，就让她把钱给我急忙赶路。

从昆明到泸西的班车也就有一趟，错过了就只有走路。不过为了节约，大部分时间都是走路去学校的。

那天，刚好同村同姓的一个叔叔辈的人开着解放牌汽车拉煤到城里，见他开着汽车从身边驶过，便追着汽车大喊，想着应该会捎带一程，不想人家油门一加，屁股冒着黑烟飞一般过去，湮没在浓浓的灰尘中。也许是因为家里太穷，不在别人同情可怜的范围……

我只得一步步走，用自己的脚去丈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步，待天色像一口巨大的铁锅死死扣住大地的时候，我到了学校。只见学校的灯光通透明亮，有光明，有温度，像希望。进了明亮的教室，打开书本……沉重的两元钱、车后灰尘湮没的情景，激起了自卑中仅存的一点点自尊——我要好好读书！

当弟弟盘下那间歪歪斜斜的老宅时，父亲也很激动，他柱着拐杖去看看曾经住过的老宅。

呜乎，父亲已逝，只有坍圮的老宅尚存。老宅静静的瑟索着，似乎在向我讲述，讲述它记录的一个世纪以来艰苦的岁月，讲述父亲历经自解放以来70年的沧桑。

四合院外，圭山如黛，残阳如血。坍圮的老宅，满地破碎的瓦砾，杂草萋萋，朽木黑黢黢。荒凉的落院却讲述着那些久远的故事。坍圮的老宅，它用残破的身躯提醒我——家，需要奋斗；国，需要富强！

作者简介

赵乔红，男，汉族，红河州泸西县人，布衣出身，农民的儿子，乡村的娃儿。泸西师范毕业，无选择地到高寒山区小学教书。相信“只要勤奋没有学不好”的信念，几乎用一生的力气在自己从事的教师职业中拼闯，曾获泸西县委、政府“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奖，又获得中学正高级教师、云南省特级教师、红河州专家协会会员职称和荣誉。因为热爱，所以用心；因为用心，所以有情。农民的天真和教师的踏实，使之边教边涂，边想边画，竟然有多篇散文和诗歌发表于《红河文学》《红河日报》《红河教育》《阿庐文学》《泸西报》《泸西教育》等。

主编：王清雅

副主编：汪月圆

编辑：赵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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